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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新时代商业银行支持制造强国的能力

  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切入点既是商业银行在先进制造业领域扩大与龙头企业合作的有效经营策略,也是防范业务风险的重要方式。商业银行应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面向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强化工业基础能力等战略任务做好目标客户选择、重点项目培育和综合金融服务方案设计。

  制造业是现代工业的核心,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制造工具从事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与猿群的根本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制造业的历史与人类发展史同步,其兴衰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近代史来看,英、美、德、日等主要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历次工业革命的推动。制造业实力是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撑,构成了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只有准确把握国家经济发展的脉络,才能在服务好实体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身发展和完善。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如何提高商业银行在制造业领域的金融服务能力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制造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制造业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载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制造业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指出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发展制造业的重大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制造业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稳定器和发动机。制造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物质财富创造的能力。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工业化以来,人类的物质财富空前增加,其背后是制造业源源不断地为社会提供各类产品。谁掌握了“制器之器”,谁就掌握了经济的命脉。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GDP总量82.71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29.3%,远高于排名第二位的批发和零售业9.4%的占比。

  第二,制造业对就业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处于承上(农林牧渔、采矿等)启下(交通运输、批发零售、养护维修等服务业)的支柱地位,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奠定物质和技术基础。没有制造业,农业的附加值不可能提高,服务业的发展也缺乏支撑。制造业产业链条较长,1个制造业岗位不仅能够带动供应链上下游增加多个就业岗位,而且能衍生相关的服务业就业机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制造业吸纳的城镇就业人数为4894万,占城镇就业人数总量27.4%,如计算全产业链就业人数将更加可观。

  第三,制造业是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和科技竞争的主战场。制造业的发展对科技创新不断地提出更高的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土壤,反过来又为科技创新提供新的研发利器和尖端设备。近几十年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虽然减少,但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仍主要来源于发达经济体,牢牢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美国、日本等传统制造强国在电气工程、仪器、化工、机械工程等领域国际专利申请(PCT)数量优势明显,近年来中国也逐步形成赶超之势。可见,各大国都在先进制造业这一战略制高点上竞相发力,从而带动国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

  第四,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要维护国家利益,捍卫经济发展成果,避免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在关键环节被卡脖子,就必须实现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的自主可控,其技术基础就在于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和科技成就举世瞩目,“厉害了,我的国”反映了国人对这些成就的切身体会,但放眼全球,“我的国”也有不“厉害”的地方。例如,我国在芯片制造、航空发动机技术、超强度航空钢材、软件操作系统,比如,中国平板显示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一,但上游核心生产设备依然掌握在日本等发达国家;中国已制造出国产大飞机,但在发动机技术、超强度航空钢材等方面依然受制于美国,距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前不久美国制裁中兴的事件就反映了我国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隐忧。

  综上所述,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历史已反复证明,制造业是发达国家经济繁荣的压舱石,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点火器,是大国竞争的主战场。近代以来,历次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大国的兴衰。近年来,以互联物联、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特别是主要工业化国家间内形成了新的浪潮。德国提出了“工业4.0”战略,美国相继启动了“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日本提出了建设“超智能社会”的目标。中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进入新时代,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完成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就必须以更强大、先进的制造业作为支撑,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取得竞争优势。

  党的十九大对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发展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制造业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为产业体系全而不优、大而不强,具体体现为工业门类齐全,但部分重大装备如高端数控机床、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工业软件等的设计制造能力和关键技术水平仍存在较明显差距;工业集成能力强,生产效率和成本优势突出,但部分重要零配件和关键材料如芯片、机器人关键组件、高端碳纤维等仍依赖进口,大量企业仍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工业总产值虽然较高,但整体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单位GDP能耗高,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的压力仍然较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屋建瓴地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要落实好这些任务,就要将发展实体经济作为主要着力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制造向更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理念指明了制造业的发展方向。一是要加快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型,通过技术、机制、模式、理念等形式的创新不断增强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二是要统筹推进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形成错位竞争、优势互补的局面,同时进一步打造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性制造业产业集群,发挥优势增长极的带动作用。三是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向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制造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四是同步推进制造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有序扩大制造业领域的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产能合作,通过充分竞争和全面合作提质增效。五是要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战略,积极搭建制造业公共资源共享和产业链协作平台,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尤其中小制造企业提供更多基础设施保障。在新时代,只有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重塑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分工及价值链上的位置,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

  产融结合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巨大作用

  中国完成工业化的时间不长,在科技基础、人力资源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投入和积累还不够,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赶超过程,才能从生产优势型的制造业大国转变为技术创新型的制造业强国。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制造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全面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助力中国制造做大做优做强是其天然使命和责任担当,也是防止“脱实向虚”、促进金融业自身健康发展和国家金融稳定的必然要求。

  通过金融体系的跨时间、跨空间的资源配置,实现产业和金融的良性互动,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关键环节之一。美国近数十年在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功,就与其金融体系的不断创新密切相关。与其他行业相比,制造企业的金融需求更加多元化。仅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在可统计的19个大类产品中,制造业的产品覆盖率均显著高于各行业平均水平。不断改进商业银行对制造企业的金融服务以及对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支持制造强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非融资服务的角度看,提高资金运作效率是制造企业应对激烈的外部竞争、降本增效的重要一环,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更加便捷、灵活、多样的资金清算、现金管理、财富增值服务。从融资服务的角度看,制造企业不仅需要常态化贸易融资和日常营运资金支持,也需要长期、稳定和低成本的技术改造和项目贷款支持,以及围绕企业重组、并购行为更加专业、高效的并购融资服务。

  从发展阶段看,科技型、初创企业更加适合体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的股权性资金支持,成熟期企业更加期望银行等金融机构能解决其整合产业链、稳定供应链和促进下游销售等全方位金融需求;转型期甚或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也可通过与金融机构开展债转股、业务重整等方面的合作,重新焕发生机或重新发现战略性资源的市场价值。

  从服务方式看,传统的、落地式的以客户经理为媒介的线下贴身服务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基于系统互联互通、数据交互的以科技手段为核心的线上电子化服务越来越体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业务价值。从服务范围看,为支持制造企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企业参与产业链的全球化分工,整合全球资源为我所用,金融机构必须与企业携手共进,主动参与到国际化、全球化的进程当中。

  商业银行支持制造业发展的对策思路

  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和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主渠道,应主动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通过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产融合作为制造业企业创造价值,在支持中国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有所作为。

  第一,围绕国家战略做好对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信贷支持。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切入点既是商业银行在先进制造业领域扩大与龙头企业合作的有效经营策略,也是防范业务风险的重要方式。商业银行应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面向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强化工业基础能力等战略任务做好目标客户选择、重点项目培育和综合金融服务方案设计。“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与战争形态信息化、技术形态军民通用化、经济形态高度市场化的时代条件紧密结合,商业银行要做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的金融桥梁,积极支持先进军工企业“军转民”和优秀民用企业“民参军”。“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制造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机构布局加大对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产能合作、资源能效以及中小企业等领域的融资支持力度,支持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商业银行还应善于根据先进制造业产业链上分工细化、空间上布局聚集的特点,围绕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和雄安新区等区域战略,深入研究区域产业特点和比较优势,为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服务。

  第二,应积极利用综合化和国际化优势,满足先进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和跨境金融服务需求。近年来,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加快了从单一信贷产品提供者向综合金融服务商转变,加快了全球化布局的步伐。面对不同行业、不同资产结构、不同发展阶段制造企业多元化的融资需求,商业银行应综合运用信贷、债券承销、产业基金、资产管理、融资租赁、财务顾问等多种金融工具及其多样化的组合满足企业全面的金融需求,提供包括向上整合产业资源和向下支撑产品销售的一体化金融服务。要适应制造业产业链全球深度分工的特点,坚持自主研发和全面对外开放相结合,支持中国先进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整合全球的人力、物力和科技资源为我所用;将外资先进制造业企业“引进来”参与境内高端制造领域投资,通过高水平的国际合作推动中国制造跃上新的台阶。同时,商业银行的境外机构要切实加强对境外法律法规和监管框架的研究,加强合规和反洗钱管理体系建设,将研究成果与“走出去”企业共享,降低自身和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法律风险和和合规风险。

  第三,适应“互联网+”的时代要求,加快基于交易银行、金融科技(Fintech)等的业务创新和服务模式变革。交易银行围绕客户数据化的生产经营和交易行为,将传统的支付结算、贸易融资、保理业务、现金管理、资产托管等业务流程融汇整合,能够为企业提供一揽子高效率、低成本的综合金融服务。未来,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对交易银行核心的供应链金融模式不断优化,将现有以核心企业为中心的“1+N”模式去中心化升级为所有企业都可以成为核心的“N+N”模式。要实现理想的“交易银行”模式,商业银行就要围绕金融科技加快自身改造,以数字化、场景化、移动化、体验化为目标,推动与制造业企业的互联互通,围绕信息、资金、产品共同打造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通过自动化评级、主动授信、定制化流程、批量化操作、智能化风险监测等手段,加快对传统融资产品和服务的线上化、数据化改造,提升对实体经济、制造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和普惠金融的服务能力。

  第四,加强与政府主管部门、第三方机构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主动与政府部门对接,建立良好的政银合作机制,依据国家战略和政府部门的专项规划,制定合理的业务发展规划和目标客户选择机制。借助政府主导的产融信息合作平台更加有效地获得制造企业在安全生产、技术标准、达标排放、资源消耗、税务、司法、购销、履约记录等方面的信息,切实降低银企双方的互信成本。针对先进制造业领域工艺技术先进、技术路线复杂的特点,开展与行业协会、专业咨询机构、科研院所等的交流与互动,获取业内主流权威认知,避免闭门造车。借助其他金融同业包括独立征信平台、互联网金融企业等在平台、牌照、特色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合作,为先进制造业客户提供差异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通过信息共享、风险共担等方式降低融资风险。

  第五,探索建立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低碳要求是先进制造业的典型特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业务,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也是人民银行、工信部等五部委于2017年联合印发的《关于金融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一项重点金融服务内容。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绿色信贷分类标准要求调整制造业信贷投放结构,认真落实“绿色信贷一票否决制”。积极探索建立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要素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支持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改造、支持传统制造企业的产业高端化、低碳化、智能化改造升级,支持对提高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有显著带动作用的工业示范园区、分布式能源、再制造产业等重点领域加快发展,以金融为手段引导和支持制造企业的绿色化转型。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梁艳珍